律师受委托为涉嫌诈骗罪被告人李某进行辩护案

李某因合同诈骗罪于2015年8月25日被刑拘，同年9月30日被逮捕，2016年7月被某市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。

起诉书指控：2015年3月至6月间，被告人李某在明知其身负巨额债务已无法归还的情况下，虚构事实，骗取朱某、毛某、胡某共计人民币2400万元。一审法院认定李某诈骗毛某800万的事实，判决李某构成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。

李某不服判决，提出上诉。经二审法院开庭审理，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裁定撤销原判，发回重审。

发回重审后，某市检察机关在原起诉书的基础上，追加起诉李某诈骗王某1925万元、诈骗秦某300万元。起诉李某诈骗金额合计4625万元。

重审法院采纳了辩护人意见，认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不能达到确实、充分的证明标准，指控的诈骗犯罪不能成立，于2019年8月27日判决李某无罪。

（一）偿付能力不仅包括现实的偿付能力，还应包括可预期的偿付能力

偿付能力应审查借款时的资产状况、未来盈利能力等，是否能够保证偿还借款债务，不仅包括现实的偿付能力，还应当包括可预期的偿付能力，只要行为人预期履约能力能够覆盖借款金额，就应当认定行为人具有偿付能力。若在这些条件都具备完全的情况下，即便确实隐瞒了部分真相或者虚构了部分事实，也不宜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，一般应以民事纠纷处理。

依据李某丈夫向法院提交的资产状况清单可知，案发前李某的家庭资产，包含固定资产及尚未分配的项目利润，拥有价值合计约4.89亿的资产。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紧俏，资产价值不断大幅增值，且该地产公司具有持续、长期的盈利能力。法庭在考虑李某是否资不抵债，是否具有偿付能力时，应综合考虑其现实的偿付能力、未来可预期的偿付能力，以及借款到期清偿的紧迫性等因素，综合予以认定。

（二）检察机关认定李某“资不抵债”存在逻辑错误，缺乏事实依据

检察机关以（李某现有资产-李某现有负债）的简单公式，得出李某借款时“资不抵债”的结论，明显存在逻辑错误：

第一，李某现有资产是一个流动的变量，无法简单加以确定。如上所述，不仅应考虑现有资产，还应将预期盈利纳入考虑范围。且李某名下有多家公司，企业的经营特点在于其资金始终处于流动状态，有出有进。当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时，企业家往往不会坐以待毙，而是基于企业、员工利益及社会稳定的考虑，继续融资、举债以扭亏为盈，改变经营困难的状态，增强企业盈利能力。

第二，李某现有负债的计算方式错误。检察机关将毛某、胡某、黄某等人提供的欠条、打款统计等简单相加的总和，便认定李某所欠本息高达70余亿元，并将该数据等同于李某实际负债，这种计算方式明显错误。

二、李某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

（一）民事欺诈不等同于刑事诈骗

刑法意义的诈骗行为与民法上的民事欺诈，最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。 结合本案，纵使李某虚构了借款理由，但与被害人签订的借条不仅真实，而且合法、有效，并以自己全部和家庭财产作为债务担保。客观上表明了李某有还款的意图，借款后李某既未逃避还款义务，也未对出借人行使债权设置障碍；既未将款项用于挥霍、个人不合理消费，也有足够的偿还能力，出借人完全可以依据民事诉讼实现其合法债权。

（二）从借款“事前、事中、事后”的客观行为来看，李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

李某之前与被害人均有多笔借贷往来，有借有还、长期稳定，且李某及丈夫名下拥有数亿元家庭资产，与几百万元单笔指控金额相比，完全具有偿还能力；事中，李某一直积极协商、多方筹措资金，不断有对其他债权人的还款记录，从未表示过拒不还款；事后，李某也未隐匿资产或者转移资产、挥霍资产以逃避债务。综合考虑全案的证据，不能认定李某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。

（三）在资金流向和用途上：李某未将借款进行转移、隐瞒、挥霍，借款后仍在不断积极还款，即使将部分借款资金用于清偿债务，也不能据此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故意

虽然李某将部分借款用于归还之前欠款，但其与本案的出借人之间存在多次经济往来、有借有还的客观事实，其还款行为恰恰侧面印证了李某“有借有还”的商业信用和能力，其借款行为并未企图使出借人丧失对财物的占有，而是努力在解决企业运营产生的暂时资金困难。

（四）李某与各被害人之间均存在长期借贷关系，检察机关无法提供证据证实最后几笔借款就是诈骗

李某名下有多家公司，因经营需要与毛某、朱某、胡某、王某、秦某之间有着长期的资金往来，仅2004年就归还毛某3亿元欠款，与胡某的债务纠纷有关的民事诉讼正在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。检察机关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，指控的最后几笔就是诈骗，而其他资金往来就是借贷。李某“资不抵债”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，不能证实李某在实施起诉书指控的借款前便已资不抵债，便无法推定其借款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。

仔细梳理被告人的全部客观行为，发现李某家庭资产上亿，足以偿还指控的借款，李某的辩解得到客观证据的支撑。再从控方逻辑出发，拆解其立论的根据，驳斥控方整体计算债务总账的不科学之处，从而论证得出李某“资不抵债”结论不符合客观事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