律师代理张家界某股份有限公司与赵某公司增资纠纷案

1997年9月8日，被告张家界某股份公司通过发起设立方式筹建，经过召开公司股东大会表决，在2001年至2010年公司通过4次增资发行新股，其中两次为向大股东定向增资发行新股，发行新股的价格均为1元1股，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5000万元增加到32750万元。在2017年和2018年，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形成分红决议，进行了两次分红，其中2017年度按照每股0.5元分红，2018年度按照每股1元分红。

赵某在1997年11月以每股1元的价格，购买了张家界某公司股票3万股。但是赵某从成为公司股东以来至2017年，公司没有直接通知其参加公司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，其没有参加会议，也没有按照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进行增资，持有股份一直为3万股，公司也是按照赵某3万股的份额给其发放公司2017年度和2018年度的分红。

赵某认为其在2018年2月参加公司股东大会才得知公司的4次增资扩股，在此之前没有收到公司有关增资扩股的通知，其有权根据《公司法》第三十四条关于“公司新增资本时，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”规定，享受股东的增资扩股的权益，并要求公司赔偿未增资而相应减少分红损失。

赵某于2018年向法院起诉，要求张家界某公司增资的比例为其增资166500元，并给其赔偿分红经济损失249750元。被告张家界某公司委托我所律师代理本案一审。

一审法院以公司增资行为已经完成，原告赵某请求增资已经履行不能，并且其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，驳回赵某的全部诉讼请求。赵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。在二审期间，赵某撤回上诉，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一、公司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增资发行新股，并已经变更登记实际完成，并未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。

公司在成立后注册资本变更过四次，分别通过在2001年10月12日，2007年7月25日、2009年3月11日、2010年4月29日召开公司股东大会，通过发行新股，将公司注册资本金从5000万元增加到32750万元。案涉股东大会以及临时股东大会对增资方式、增资对象、增资金额、增资价款进行表决，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，并且增资发行新股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，办理了变更登记，并公告，没有违反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等规定。

赵某要求公司追加16.65万元新增资本入股，在客观上已履行不能，且增资行为在2010年前就已经全部完成，现在进行更势导致已经稳定的公司股份结构发生重大变化，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造成重大影响，

二、赵某未在公司股东大会增资决议作出后60日内申请人民法院撤销案涉股东大会决议，其对案涉增资决议的召集程序提出异议不影响增资决议的法律效力。

《公司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、表决方式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，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，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，请求人民法院撤销。因此，未在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后的6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撤销该决议，该决议应该被执行。

三、赵某未实际增资，故不享有公司增资扩股的相应股东权益。

公司增资发行新股以股东实际出资到位为准，变更登记的增资股东均实际将增资向公司出资到位，并且办理了公司章程的变更备案。赵某因未实际增资，根据《公司法》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“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时，股东认购新股，依照本法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缴纳股款的有关规定执行”以及《公司法》第四条规定“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、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”，赵某不能享有相应增资股份等权益。

四、公司分红决议是经过持有超过三分之二股份通过，并且是按照股东实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进行分红，没有损害赵某的合法权益。

公司分红方案是经过股东会决议通过，赵某实际出资3万元，在公司有3万股，公司按照其实际股份份额对其分红，没有损害其合法权益，也符合公司章程“同股同权”的规定。

五、赵某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。

因为赵某在购买公司股票时，预留的身份证地址发生变化，也没有预留其他联系方式，公司无法直接通知其参加公司股东大会，但是公司每年都召开定期股东大会，发布相关公告，股东可以随时查阅公司的相关资料，公司增资在2010年之前就全部完成，因此可以推定赵某在2010年就已经知道公司增资的事实，可是其在2018年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其起诉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。

因此，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赵某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就第一个焦点问题，法院认为：维护公司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是我国合同法和公司法的基本原则。由于被告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系其内部经营决策合意的结果，没有违反相关强制性法律法规，并且，被告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早已实施完毕。原告现在要求被告按公司增资的比例增资扩股，已不具备履行的可能。如果否定被告公司内部经营决策合意的结果，必将导致原告公司及其他公司的经营混乱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，亦有悖于国家的立法宗旨。因此，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。

就第二个焦点问题，法院认为：虽然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，被告进行四次增资扩股时，原告没有收到被告有关增资扩股的通知，但是，被告系股份有限公司，每年都有公司年度股东大会，并且，被告每次增资扩股都依法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和信息公开，可以随时进行相关查询和了解。原告作为被告公司股东应当要及时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。从2001年开始，被告公司在前后长达八年期间进行了多次增资扩股，原告有关自己于2018年才知道被告公司增资扩股之事的主张，证据不足，也不符合日常情理。从2010年被告公司最后一次增资扩股结束时间开始至今已长达八年多时间，在此期间，原告没有主张自己有关增资扩股的民事权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，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。

综上所述，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赵某的诉讼请求。

《公司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以及《公司法解释一》第三条内容，均是涉及公司股东撤销公司股东大会决议，但是在本案中，原告赵某没有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公司股东大会决议，而是直接以其对公司增资发行新股不知情为由，要求被告公司执行股东大会决议内容，保障其相应增资购买新股的权利。同时，还应该考虑到，公司大股东在原告赵某因不知情而未出资购买新股的情况下，占用赵某购买新股的份额，客观上损害了赵某的权益。因此赵某的诉讼请求中请求增资购买新股，不属于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纠纷，而不受《公司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原告赵某应在“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”起诉以及《公司法解释一》第三条的约束，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本案。

二、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发行新股后，对外进行公告，是否推定公司全部股东均知情。

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三十七条“公司发行新股募足股款后，必须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，并公告”，这种“公告”应该视为向全社会进行公示，具有公示效力，也应该视为作为原告赵某对公司增资扩股的情况知情。因此，公示的时间可以作为诉讼时效的依据之一。

三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在提请公司定向给其增资发行新股，新股的价格如何确定？该大股东对该事项是否具有表决权？

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：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时，股东认购新股，依照本法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缴纳股款的有关规定执行。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：股份的发行，实行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。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，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；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，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。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：股票发行价格可以按票面金额，也可以超过票面金额，但不得低于票面金额。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：公司发行新股，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对下列事项作出决议：（一）新股种类及数额；（二）新股发行价格；（三）新股发行的起止日期；（四）向原有股东发行新股的种类及数额。因此，如果非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对公司增资发行新股没有特别规定，根据《公司法》的前述规定，该大股东可以对新股的发行价格、种类及数额、等事项进行表决。因此，为了保护小股东的正当权益，平衡股东利益，减少股东纠纷，在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订立过程当中，应该对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的表决及流程进行更加明确、具体的约定。

就本案而言，如果《公司章程》中明确规定公司股东的通讯地址、送达方式，注意公司股东会的召集程序，规定发行新股增资的表决程序以及回避制度，则就可能不会发生本案公司增资和分红的争议。